政府单位作为业主方将工程发包给A公司，A公司将其交给B公司进行施工，C为自然人挂靠B公司具体负责该项目，工程项目实际完工交付使用，但因项目结算资料准备及手续等问题，业主未能及时并向A公司支付工程款，导致A公司亦无法向B公司支付工程款，C则以其作为实际施工人身份将业主、A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业主、A公司共同向C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提交了案涉项目开工报告、验收记录、签证单等证据材料。

我方接受A公司的委托，查阅原告C所提交的起诉状以及证据材料，并与A公司做了充分沟通讨论后，决定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答辩：

后，一审法院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C的全部诉讼请求，主要理由如下：

一审判决后，原告C不服提起上诉，补充提交近一千页工程材料作为二审证据，并申请追加B公司作为第三人，但二审开庭审理之后，原告C可能考虑到庭审效果不佳并未按期缴纳上诉费，二审视为撤回上诉处理，该案一审判决生效。

本案处理过程中，我方作为A公司的代理人，全程参与整个案件举证质证及庭审全过程，笔者结合司法实践情况，对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举证以及庭审等情况做简单评析如下：

对于出借资质一方作为原告主体是否适格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民再96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从法律规定上并未有就出借资质的承包人的诉权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承包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不管是出借资质还是其他原因，仅涉及合同无效的认定，并没有因出借资质就不能起诉发包人结算工程款的限制性规定。实际施工人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发包人、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亦未否定承包人基于合同起诉的权利。虽然在另案判决中认定案涉工程实际施工人及承包人出借资质的事实，但不能就此否定承包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因此，本案中B公司作为与A公司签订承包协议书的承包方，其有权作为原告提起本案诉讼，从而解决原告主体问题，避免需提供证据证明C为实际施工人之难题。即使不以B公司作为原告名义起诉，一开始提起诉讼时就可将B公司列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以查明案件事实，并取得B公司作为承包人对C身份的证明及确认，然而该案一审过程中C从未提出追加申请，二审时C曾提出追加B公司作为第三人，但因其未缴纳上诉费，二审法院未予以处理。

关于实际施工人的定义以及认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8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十五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实际施工人应为实际投入资金、材料和劳力进行工程施工的企业或个人。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6436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之认定可知，对于实际施工人认定需审查实际施工人有无签署承包施工合同、有无证据证明由实际施工人实际组织施工、有无实际收取工程款等多个因素。

因此，从以上最高院两个再审裁定可知，如需证明实际施工人之身份，应当从实际投入资金和人力物力、签署施工合同、组织管理施工、收取工程款情况等方面进行组织举证，然而本案中原告C并无提供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只是一味提交工程项目资料，拟通过掌握工程项目资料侧面印证其实际负责该工程项目，举证效果明显不佳。

与本案相似，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283号再审民事裁定书》中，最高院认为原告提交的验收单无工程设计、监理和质量监督单位签章，原告主张其为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应提供证据证明其投入资金实施了实际施工行为。原告仅能提交部分《工程验收单》、《现场签证单》、《工程预（结）算表》等，且提交证据签字盖章等手续并不完善，不足以证明其完成的工程量。另对施工所需建筑设备、建筑材料的租赁和购买情况，原告亦未举示证据予以佐证。最终，最高院不予支持原告关于其为实际施工人的主张。

因此，本案中原告C所提交的签证单等材料并无其他监理或发包单位的签章确认，而又未能举证证明其投入资金或组织租赁施工设备等情形，再加上自身证据材料梳理组织不力，无法形成证据链条证明基本事实，则直接面临败诉的巨大风险。

实践中，简单的案件有其争议之复杂客观背景，复杂的案件也有其争议之简单法律关系，律师应有复杂案件简单化处理之准备。本案虽为工程案件且材料较多，如一头扎入材料中纠缠实际工程量及款项问题，忽视基础关系身份问题，将无法达到当事人满意之诉讼效果。本案我方作为被告方代理人，也是因能及时把握案件重点，找到对方陈述或证据上薄弱之处，针对性进行质证及答辩，才取得不错结果。换一个角度，如我方作为原告方代理人，也应当提前预判分析实际施工人之身份障碍问题，做好应对处理措施。

林泰松  律师

蔡明宏  律师